一、丧亡的电影评析

重新定义**电影

《丧亡》由斯蒂瓦·迈纳（Stevan Mena）自编自导，讲述的是一个*戮成性的残暴传奇，不管是从风格还是故事的结构体系上看，都有可能成就未来的**电影业的一块重要的奠基石，让人忍不住叹服于迈纳和他的电**角的大胆与纯粹，似乎专门是为了制定心理惊悚片需要依据的全新的黄金标准的，以一种值得评估的意图和观点，勇敢地闯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里……迈纳似乎是一个特别懂得自己想要什么的电影人，重要的是，他还明白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他的想象与愿望，尤其是如何去使用少之又少的资金或预算，迈纳在这方面简直具备的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差不多从11岁开始，斯蒂瓦·迈纳就已经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自家的后花园拍了很多种类繁多的“作品”，迈纳回忆道：“我家住在长岛，现在想想，我拍的那些东西真的是又幼稚又粗糙，可无疑却代表着我未来的电影事业的启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自己会专注于**类型的领域呢，所以拍的东西很杂，什么类别的都有，而且我的很多朋友也都深受我的吸引与影响，相继加入到了我的行列，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兴趣以及给自己找点事做，不过这样也有效地避免了我们小小年龄就混迹于街头、然后学坏的可能性——后来，大家一个个都离开了，只除了我，我开始对电影制作越来越着迷，不管是任何方面，任何内容，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虽然斯蒂瓦·迈纳好像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在拍电影，可是他却从没有进过正规的电影学院进修或学习，差不多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迈纳说：“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对于那种结构性的常规学习，一直是缺乏耐心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什么电影学校……我觉得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有点儿障碍，我不愿意听任何人和我讲应该如何去制作一部电影，我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去关注同行业的其他电影人是怎么工作的，然后通过错误来取得进步。”

2004年，斯蒂瓦·迈纳自编自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怨恨》（Malevolence），收获的不单单是大量的赞誉与好评，同时也有一些负面的争议和论调，不过在瓦纳看来，任何形式的评论，不管是好的还是糟糕的，都是他的电影生涯必经的阶段，所以他会欣然地全部接受的，迈纳承认道：“我非常喜欢阅读自己作品的影评，什么样的都可以，也许需要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心态，可我却一直热衷于此。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拍电影的人来说，没有人敢保证这一辈子都不会得到批评，因为我们本来置身的就是一个对与错不能一概而论的行业当中，所以不管是赞扬还是指责，我都爱看，至少我知道有人用心地看了我的作品——至于我不愿意看到，甚至是憎恨的，就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有的时候，一篇影评就像是一部影片，既有开头，又有中间和结尾，我喜欢研究的部分，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它’或‘大家为什么讨厌它’，这也代表着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在我看来，艺术就意味着要创造出一种反应或回馈，我不会在里面夹杂任何**的情感，只要有人肯看我的电影，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初的企盼。”

斯蒂瓦·迈纳在他的处女作《怨恨》中展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上世纪80年代、以**取胜的**电影的风格，包括带着面罩的连环*人犯、位于乡村地带的老房子，以及在这里上演的全部**至极的虐*，迈纳无疑是在向那类他喜欢的电影作品表达自己真诚的敬意，他解释道：“包括这部《丧亡》在内，我是有意将它们严格地安置在了一个*人狂的电影框架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效仿那些初来乍到的电影新人，更不是想要走上一条捷径，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曾经如此地喜欢这些影片——不过我只是做出了结构与格式上的某种效忠，我希望可以重新捕捉到那种已经遗失了很久的感觉，包括惊吓、紧张压迫的气氛和悬疑的色彩，而不只是单纯的*戮、性和等待被*死的必然性而已。”

《怨恨》与《丧亡》这两部电影作品带有承前启后的关联性，事实上，斯蒂瓦·迈纳也有着一个“三部曲”的愿望与野心，不过这不是为了追赶潮流，而是根据他创作的小说的内容决定的，迈纳说：“包括第三集影片在内，剧本基本上已经完成，就等着开拍了……其实这个‘三部曲’改编自我写的一本小说，《怨恨》是中间的部分，《丧亡》则来自于开始，现在自然到了该结局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通过实践去积累电影经验

除了这两部影片之外，斯蒂瓦·迈纳还在中间制作了一部《野蛮大屠*：一部喜剧》（Brutal Massacre: A Comedy），电影经验也算是相当地丰富，并且积累了一大堆可行的手段，迈纳表示：“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给我留下为深刻的印象的一部分，就是一定要挑选一些真心爱电影并愿意为之付出的工作伙伴和搭档，努力地避免去雇佣一些唯利是图的职员，因为他们不仅不能帮助到我们，还有可能拖我们的后腿……我所学到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正式开拍之前，彻彻底底地确定剧本的方方面面，不要做不必要的修改和反复，毕竟我们的预算实在是太有限了，没有浪费的余地。还有一个忠告，那就是永远不要提前付薪水给任何不认识的陌生人，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会做什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记住，眼见为实，否则你的钱很可能会被人*光。”

由于《怨恨》和《丧亡》都是那种过度严肃的**电影类型，所以斯蒂瓦·迈纳才会选择在这两部影片之间制作一部脱离常规的**喜剧《野蛮大屠*：一部喜剧》，借以给自己的创作思路做一番调剂，迈纳说：“我们为这部影片聚集的是一个异常令人惊叹的演员阵容，在拍摄的过程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快乐。其中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的自然是大卫·诺顿（David Naughton）了，他是一个会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角色的演员，在他的带动下，基本上没有人敢出现任何懈怠的情绪，大家都铆着劲向着同一个目标和方向努力，那种感觉真好，我以前从没有笑得这么厉害过。”

在斯蒂瓦·迈纳的视觉想象力中，他希望尽可能地为一部电影作品维持住根本的真实度，尤其是针对**领域而言，只有逼真了，观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惊惧的氛围，所以不管是《怨恨》还是《丧亡》，你都不会从中看到通常会出现的装腔作势的对白或语言。除此之外，每一个出现的人物都异常地饱满和真实，即使是那些注定会成为受害人的角色，也都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立体感而得到了观众的关心，为他们的命运担忧害怕，迈纳形容道：“其实从我写剧本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电影会以这样的风格进行下去，基本上而言，光看文字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话唠’，不过等进入了剪辑室，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我无情地剪掉，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和决定。而且我还了解到，文字方面的‘多话’我还能忍受，可是到了拍成电影的时候，就完全行不通了——在我看来，讲述一个故事的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变换场景，让内容尽可能地充实，而不是用对话来充门面。尤其是在拍摄这部《丧亡》时，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也更加地得心应手了，有的时候，这里面难把握的其实是一种精确度，我们需要的是巧妙的平衡……我从《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的DVD的幕后花絮片断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剪辑方面的学问，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一部影片。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在里面挑选出了很多极具代表性的剪辑内容进行讲解，他作为一个电影人所表现出来的目的非常地明确，我们需要保留的不是全部精彩的部分，而是如何让一部影片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即使是在制作《丧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努力地探寻着属于我自己的平衡，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赋予影片中的角色一种真实的色彩，你越是关心他们，就越想知道他们随后会发生一些什么，尤其是以不好的结局或悲剧收尾的时候，肯定能够大程度地触动你的心弦。”

虽然斯蒂瓦·迈纳是那种喜欢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去执行拍摄工作的电影人，可是他也允许演员们自己去选择什么才是对他们为适合的表演方式，迈纳说：“我的剧本的创作周期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要根据故事的类型而定，有的会花上好几年，有的则几个月甚至几星期就能搞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我拿出的都是后的定稿……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反对在拍摄的过程中做大范围的修改，不过我自己从没有这么做过，包括应该在什么地方体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微妙之处，有的时候甚至连姿势都是事先敲定好的。不过，如果有演员想根据自身的情况做一些简单的变动的话，我也是非常地欢迎的。其实对于我来说，《丧亡》让我觉得为艰难的部分，就是如何处理与小演员蔡斯·佩哈切克（Chase Pechacek）有关的场景和内容，毕竟我们正在拍摄的是一部**电影，如何分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大努力地保护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电影梦想。

二、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是什么意思

这我会！以前上学的时候常考，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守动摇。

这句话出自于哪里呢？——先秦·孟子《富贵不能*》

完整的原文是这样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给大家把翻译也放出来了，便于大家理解：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吗？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平静居住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

孟子说：“这哪里能算是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丈夫的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做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大丈夫应该）住进天下宽广的住宅——仁，站在天下正确的位置——礼，走着天下正确的道路——义。能实现理想时，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不能实现理想时，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守动摇，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有节气有作为的男子。”

既然说到这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评析一下这篇文章：

《富贵不能*》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样做到？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三、人,诗意地栖居的评析

一、何谓“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在倡导“诗意的栖居”这一存在的至高境界时，其中的“诗”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之“诗”了。而是一种被海氏提升了很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诗”。这里的“诗”除了包含文学审美意义上的诗意之外，更包括了人的主观能动的构筑和创造。这是人得以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存在的重要途径。

有学者概括地认为：“‘人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我以为还应当包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审美态度的人生境界可称得上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高人生境界，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极积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但是未达到此化境的低层次的审美人生态度则会落入玩世不恭、缺乏精进向上、认真踏实的下品。

于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有学者认为庄子即倡导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事实上庄子所倡导的“逍遥自在”、“齐物我、齐万物”的“物我两忘”的境地并非完全等于审美的人生境地，而是远高于审美人生境地的，是一种类似于佛教的“无喜无悲、无苦无乐”、“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境至地。

纯粹的艺术给人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不能给人带来善的判断和是非好坏的判断，只是能够使人具有了一定审美能力和美感品位的提高，真正的大美、至美应当与大善和大道相融合。从希特勒的纳粹帝国的大批*人魔鬼皆是具有极高音乐美术建筑造诣的**来看，极高造诣的艺术品位并未能够改变其魔鬼性，反而能够增强其魔性的法力。可见艺术在本质上仍然只具有法术的属性。其本质功能与科学一样，在根本上并无太大的崇高神圣性和善恶的教化功能。文以载道在根本上是很难行得通的，“道”一经过文（艺）所载，必然会载歪。因为“道”是不能假以文（语言）载的，用语言加艺术的方式更难载“道”。

追求艺术效果、追求乐趣、快慰、追求幸福和乐境并非人生的高境地。无喜无悲、无苦乐、“应无所而生其心”的大自在、大解脱、“中道无为”境地才是至高境地。用审美态度去对待一切（包括人生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烦恼、痛苦等等）只能算是一种智慧的方法，而不是终极目标。佛家和道家之所以不提倡刻意追求奇技*巧（包括所谓艺术美和艺术的精巧），更反对人们用任何技能法术去获取追求享乐和舒适，包括精神的享乐，其深邃的旨意正在于此。

二、何谓人的“亲在”？

海氏给出的“亲在”意义是：“个人处于‘烦’、‘畏’、‘死’状态下的情绪体验。”，又说：只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人的存在。因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能与创作的冷暖使人这成为个家的看家人。”

“人要重返诗意的栖居，就需拯救语言。所谓拯救语言，即是重新摆正人与语言的主从关系。人不要自居为语言的制造者，人只能顺从语言，聆听它的要求。显然，海德格尔是在拚死反对本世纪的逻辑语言哲学，反对人工语言、计算机语言。他的诗化语言，就是指人聆听语言的要求而服从于它。这一使命又落在诗人身上。”“诗人越是诗意化，他的诗便越能自由地，也即是更乐意向言外之意打开户牖，他便越能果敢地将诗留与恭立的‘倾听’去体味，他的诗便越能超脱出那可由人研讨其正确或错误的命题陈述。”

没有死、焉知生？没有对人生烦、畏、死、孤独的至深的体验和超越便不能够获得“亲在”的境地，而只会依旧在人生的迷途与失义中“沉沦”。

三、“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

人总是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海氏给出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并且是诗化哲学的。是一种准宗教的审美人生哲学。“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海德格尔基本著作》）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荷尔多林如是提问。’”海氏深沉地引述了荷尔多林的这一追问。海氏所处之时代是一个“上帝缺席”、“诸神消退”的时代，与之相比，今日之时代不仅上帝缺席、诸神消褪，而且哲学贫困、世风日下，人文精神坠落、衰败，高品位审美贫乏而人欲横流的时代。由于商业文明的弊端，由于一味的**和撩拨人的感官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而将人们的勤奋、竞争和创造引入了歧途。竞争将变为恶性竞争，创造活动将变为不顾社会效益的标新立异，勤奋也深深打上了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个人奋斗特征。长此以往将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世风日下、社会人文精神衰败……，人类将变得连与自身同类都不能和睦相处，更谈不上与自然保持可持续性的和谐共生发展。人类对自然必将导致更大恶性掠夺和扩展，终导致自相残*的战争，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这样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中情感因素（特别是一些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心灵因素，如直觉、妙悟、禅悟、玄览的灵性等）被大大排斥、压抑和弱化的程度。而这些非理性、超理性的因素，对人类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

以往在传统社会中人类那种注重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注重和睦融洽、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当今社会正逐渐被实用的、工具效用性的、彼此算计利害得失的人际交往氛围所取代。当今人们的交往已逐渐变成了完全按照是否互利互惠、有无功效实惠的原则来进行。并且这种交往大多数必须以当场兑现的方式才行，欠情的交往方式都不大行得通，熟人之间是这样，朋友之间，甚至家庭之间都是这样。人们在交往中已很少有重情重义的成分，维系其间的仅仅是一种利益、效用和利害因素。人际关系已变得感情淡薄。加之当前社会竞争的日愈激烈，人类文化的商业化实用功利和效用的趋向日愈加强，社会生活中的商业文化导向正在日愈加大**、撩拨人类本性中低层次的感官享乐和肤浅的虚荣追求，这使得当前社会突现出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在物质的温饱以后，精神反而日愈失落、无依托，心灵反而日愈无家可归，内心日愈深陷苦恼、紧张、空虚和不安，甚至消极厌世的现象却反而较之以往大大加剧了，温饱以后如何关注精神和心灵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的突出和重要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究竟应当寻求什么样的“存在”？成了当今时代重大的问题。

另外今日之时代,还是一个人类自身被语言逻辑概念、算计分辩的工具理性、经验实证效用和科学主义深深统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人性中丧失了诗性和高品位的审美灵性，人类成了深谙算计、追求效用和实惠、追求物欲享受的生灵。科学理性和语言逻辑概念被提升到一种可怕的高度，加之，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大大超越了人类能够驾驭的程度，科学技术这把双面刃的负效应正在加剧失控，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诸如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炸、能够足以毁灭人类千百遍的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电脑信息攻击武器等等可怕的因素。人丧失了诗性和灵性。人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和心灵的家园。

人类过分地强调了语言逻辑概念、算计分辨的工具理性、经验实证、效用和科学主义，所以人们只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板结的认知模式中所具有的东西。即便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和超级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也莫不过如此。人类不可能借助它们就能观测到人类业已形成的认识体系之外的全新的事物，而只能看到观测到人类既定的认识体系之内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如此而已。人类不充分认识到自身智能的残缺不全、偏狭蒙昧，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提倡唯科学主义，那将会在以偏代全、残缺有限的人智引导下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而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82页）科学永远不能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也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重大问题。要想很好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依赖于构建完备的信念体系和见地，必须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此外，人类对美的感受、对快乐与幸福的感受、心灵对自在的向往及追求、对一些重大的道德伦理价值的判断以及情感等方面的问题，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信念体系的内核要素是不可直接被经验和逻辑所证实的。当今人类的很多精神问题不是由于科学不发达、科学知识不够所导致的，而是人类的信念体系出了问题所致。非气质性病变的思想问题和心理精神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来解决问题的，科学在这里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赖于信念体系（包括宇宙观、社会历史观、人的价值观以及总体的思想方**和认识论的超科学的信念取向和把握）的调整和转换。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也是无限的，人类的理性、科学以及经验实证的方法在解决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凭借宗教也就是要凭借人类的信念体系和形而上学本体论才能真正构建起人类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家园。为了根本解决问题，海氏给出了应当“诗意的栖居”。

在这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

“海德格尔后来曾总结说，贫困时代的真正的诗人之本质就在于，在贫困的时代中，诗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诗的追问，他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只有诗性才适合于这个年迈已衰的世界的命运。”

海德格尔对语言逻辑概念、对工具理性、对科学主义有了较为深刻地反省和批判，强调应当以诗的语言重新寻找存在的依托。在此，他特别倡导应当学会“倾听”。这里的“倾听”已经有些类似于禅宗“明心见性”的观照、道家“澄怀虚静”的体味。但仅仅只是有些类似。因为海氏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注重语言思维理性的方法，虽然他对此有所反省和批判，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语言思维理性的弊端，因为他的整个思维模式的深层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以禅悟相悖的那种理性思辨（即佛家所称的“分辩心”）之上的。他未能彻底领悟到：要想彻底超越语言逻辑理性思辨的羁绊就必须在思维模式和方法上进行彻底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进入一种高层次的真修实悟的参禅修炼状态，方能得到无执无住、无分辨心、明心见性的禅悟精髓。他总是想以人的自主能动去进行“诗化之思”，去构建“诗化哲学”，去人为的“倾听”，并且念念不忘要进行人为的思、听，岂不知过分的好思就必然会落入思维障碍。所以海德格尔始终只能领略禅之表皮，而不能入禅之精髓。这正是他之所谓：“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四、“诗意的栖居”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至高人生境界

在温饱之后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否自在的根本所在是其内在的心灵感受、心灵状态。温饱以后的人们更多注重的应当永远是自身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和精神家园美好的构建，而不是无止境的物欲的追求。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将导致人成为非人。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较以往是大大丰富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基本获得了温饱，然而人类与动物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并且这是人类本质、根本的需要，物质生活方面的温饱条件不过是人类为获得这一根本、本质需要的一种物质前提。不要说物质温饱，就是物质极大的富足也决不是人类生活根本和本质的需要。那么温饱以后的人们究竟应当更关注什么呢？毫无疑问，应当更关注自己精神家园的美好构建，通俗的说就是应当更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美好构建和健全发展，这才是事关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类根本、本质的需求所在。

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此应当加以反省和节制，如果对人类追求物欲的满足不加以节制，任其无限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精神境界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终人类将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退化为动物，只不过是比普通动物在获取衣食住行方面更有智慧和本领的动物。人类追求驾驭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应当是无止境的，但这种追求绝对不属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属于人类追求精神需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未能达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温饱时，应当不惜采用过分偏重于开发和**人类对物欲追求，激发和促使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一旦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温饱以后,就不可再过分注重发展物质文明，而应当将重点转过来，注重发展和构建精神文明了。在温饱之后评价人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标准和根本准则归根到底是决定于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是否自在、充实和幸福，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人的财富、名望、地位无关。这也正是建立一个健全和完备的心理健康体系以及人类心灵栖居的家园基本的出发点所在

一方面人类对物欲满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人类这种宇宙生灵在宇宙中发展构建物质文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反之一个不善于构建自身精神家园的人，即使其物质生活条件再怎么富足也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满足和自在。例如，一个拥有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由于挂碍太多、太过于算计而反倒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而一个内心无牵挂的街边流浪汉，只要随便席地而卧就能拥有一个香甜的睡眠。

人类追求精神的满足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特点，一旦拥有，甚至是一次拥有，就可以别无所求，终身受用。一种美好的精神感受，一旦领略到了之后，可以在心理学意义上进行不断的刷新和加工，从而使得这种感受不但不会随时间而淡忘，反而会象窖老酒一般，随时间的延伸而使原先的美好感受变得日愈香醇、浓郁和强烈。而追求物欲的满足却正是欲壑难填。物欲的满足需要不断重复并且每次重复时都需要加大**量才能获得稍长时间的维持。比如对**、对美味、对**、**、****品等等感官物欲的追求莫不如此。

“黄叶自枝头纷落，心情好时是金秋喜色，心情不妙时是秋景清凄。寒霜结于路边的草尖，心情好时是冰清玉洁，心情不妙时是严冬无情。痛苦和死亡是人们所不愿见到或遇到的，然而，若没有体味这种深切的痛苦，又怎能明白平安喜乐的涵意？若不能对死亡有所有所感悟，又如何珍惜活著的每一天？生命的历程，尤其到了晚年，或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乐观开朗，就可以快乐到白头，夕阳无限好，何惜近黄昏？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9]因此诗意和审美的追求，才是具有永恒存在意义的高妙追求。

生活的哲理告诉我们：“掉进雪窝的羊羔知道阳光的温暖，在苦水中泡过的人才倍知蜜糖的甘甜。”，也正如普希金的名句所阐明的那样：“一切痛苦都会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又将变为美的回味。”只要深具了诗意的和审美的人生态度，一切苦痛、烦恼、不幸的遭遇和经历是可以升华为诗意和审美的回味和体悟的。这正是人生哲学的至妙价值和意义所在。亦正是人生高妙美好的存在，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高人生境界，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极其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

五、“明心见性”、“澄怀虚静”之“在”是高妙的人生境地

比至高的世俗人生审美境界更为无限高妙的应物、处事、待己的境界是超越世俗人生层次的、宗教精髓要义所启迪的终极修炼境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境地。这是一种妙观庄严、静穆、平和、安详的，是无喜无悲、无苦乐的,大自在、大解脱、大圆镜智的至高妙境地。

至高妙的人生境地应对人生作如是观：“物来认真应，遇事精进行，过去即不留，无所著于心。”因为，万事大处一切皆空相，无有不可看空超脱者，但具体实事须实办，须认真精进求是，修炼足够高的求是之法、求是之智。这正是佛家更为精深博大的智慧。佛陀认为：“烦恼即菩提”，人生就是在不断经历体悟烦恼、超越烦恼的修炼中亲证菩提的。人不应当抱怨自己的命运、遭遇和经历（不论是苦痛、不幸、挫折、悲哀的，还是幸运、欢悦、幸福的）都是悟道、亲证禅境的良机。这正是：“凡是缘中事,皆是修炼机。不计轻与重，惜缘且珍机。”即在任何命运、遭遇和经历中都能够修炼亲证至高的禅境次地。

人能否将一切烦恼、痛苦、挫折、不幸、打击....的遭遇、经历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体悟，提升到用诗意的审美的心态去应对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经历，这正是“诗意地栖居”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因为人的命运、一切的遭遇和经历，哪怕是身边的一些琐事，既然是不能不做的，那就不能因为是琐事就怀着不耐烦的心情去做，如此是大不智慧。只要是应当做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应该在愉快的心境中去做，只是不能够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或者沉溺其中或者被烦困于其中。应视一切缘，特别是令人烦恼的事情为修炼悟道的好机遇而珍视它。“烦恼即菩提”这句话中正蕴含着这一至深的道理。

要想真正从当今时代的危机和人性的不完善，思维理性、语言逻辑的诸多弊端中解脱出来，获得大空灵、大自在，就必须深刻地反省人类自身的不完备性和误入歧途的根源，并能够深刻领悟到“应无所著而生其心”、“澄怀虚静”的至理妙机，以至终能够培养出“以出世之心，精进勤勉地去行入世之事”的高妙人生态度，如此将有助于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在任何挫折和磨难的境遇中都能保持极积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终达到至高妙的“明心见性”、“空灵自在”、“中道无为”的人生境地。这才是真正的、至为高妙的人生“存在”。